杭州力超投资有限公司
官网域名
http://hzlctz.eb.cn
好产品,一看就知道
品质源于对每个细节的关注
剖析东亚经济运行机制的前世今生
发布日期:2019-09-08 03:25:38    来源:未知    作者:扑克投资家    浏览量:8

本文来自知乎问答,由公众号学经济家整理。有关产业、

日韩属于发达国家,但相比于欧美,普通人活得很累是因为什么?

日韩生活艰难正是东亚模式的负面和失败。但凡实现东亚模式的国家都出现民众过于辛苦,生育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的状况。

东亚模式和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区别

东亚模式其实只是部分的市场化,偏重贸易层面而忽视了资本自由。导致民众只能不断的辛苦工作而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只能依靠贸易支撑生活。结果,老百姓活得好辛苦,生育率下降,人口萎缩,民族陷入困境。

塞冬:

韩国的人均gdp是日本的八成,已经可以算作发达国家。

但却是那种后发的、积累不深的、劳动占比大的入门级发达国家。

韩国的家庭中位数收入已经不比日本差,人均工业增加值也大于日本,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努力上进靠劳动逆袭的苦孩子。

所以韩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点:约10%的人口长期生活在国外,主要是中美两国

这个比例比东欧人均几千美元的穷国流失到西欧的还多。和中国的西南山区、安徽等劳工输出大省类似。

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奇景。

我们可以看看一体化的欧洲,人口自由流动的欧洲,连人均不到一万刀的东欧一些国家,都没有那么大比例的人口定居西欧。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东亚地区国家的信用货币机制还没能传导和卷入大多数产业和人口。

按照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所警示的,大多数后进国家的精英只满足于模仿先进国家的表面光鲜,忽略了发达国家在一两百年前已经实现的深层资本传导:几乎每一个国民都可以轻松将拥有的土地、房产、马车、粮食等进行抵押、转让、变更用途。

微观资本通路的堵塞,导致现代资本体系只能堆积在有限的城市或行业,稍有抽离就引发经济大幅震荡甚至垮塌,而非全国整体的轻微起伏。也导致,贫富差距大,因为只有城市里的人才能获得信贷资金,而农村的人难以获得信贷。

强烈推荐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辉格的评价是:他当得起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三个诺贝尔和平奖。

德索托认为,清晰的产权要求法律在认定权利时,遵循全局一致的原则,否则权利的相关交易人将被迫为每一次交易而陷入纷繁多样的地方性规则的迷宫,如此带来的巨大交易费用将产权的流动性局限在熟人圈子中,因而极大限制了产权潜在价值的发现。(辉格)

先看看,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资本是如何繁荣。

美式资本是如何繁荣出来的?

钱和财富不再是零和的,不再是零和的,而是凭借资本算法涌现的。不清楚这个算法,无力理解当下世界,更别说谈判各方的逻辑了。

多数人也是基于2.0时代贸易理论、分工理论来定位中国位置,分析前景并提出建议,而基于货币金融视角展开的好像还没有,直觉这会导致极大的麻烦,糟糕程度堪比“工业时代还以为粮食能决胜、资本时代还以为制造能决胜”。

其实帮助日韩台脱离农业时的2.0版攻略,里根之后已变成了不可救药的自残(20年人均GDP相对美国的比例没怎么增,人口每代下降30%~45%),更像是哺乳期太久,价值观和身体都畸形了。模仿他们实在是寒毛直竖。

为了照顾读者理解3.0版货币和财富机制的底层代码,以及东亚模式的先天残疾,这篇尽量通俗简化;稍微夹杂一些理论和书籍点评。

首先搞懂,现代的钱,到底是怎么生长的?

从个人直觉经验出发,来钱方式主要有三种:自雇或者打工(出售体力给别人)、出售资产(土地、房产、股票)、贷款(基于收入偿还的,或者基于资产抵押的)。那些过手交易并不创造新钱,那这十几年新增的上百万亿货币从何而来?一直追寻下去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新钱,最终源头都是由贷款而生。了解基础会计知识的话,看一眼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能理解:如果所有贷款都偿还消失,那必然所有存款也消失了,只剩银行的股本以大楼电脑等形式存在。

简单记住信用货币理论1:贷款创造货币,还贷消灭货币。

这里不详细展开,推荐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既然他曾让米什金教授认错,答应修改自己全球风行的《货币银行学》教材,想必你也可以被说服。

先假装接受了信用货币理论吧,接着有推论1.1 :新增货币量,主要取决于有多少新人有贷款冲动和还款能力。稀缺的已经不是过去的金银,而是信用机制和赚钱机会,因为银行们放出贷款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

这是经济3.0版本与金本位(包含美元挂钩黄金)时代的最大不同,拿命去别人那换钱甚至抢钱,不如看看怎么生钱。

这时又有推论1.2:拿到一笔钱的方式如果不一样,是订单或工资、还是福利、还是借贷,生钱的效果会大不相同。

比如你今年工资多拿了十万,那会有不小的冲动去贷款换车;但多借了十万,或者政府多发了十万福利,那去扛贷款的勇气就小的多,即使申请,银行也不乐意给。

现在可以理解美式国债的奥妙:

用减税的方式把国债绷到上限,等同于把钱硬塞给民间赚走,变成企业家的奖金、股东的分红和员工的薪水,银行会追着给他们放更多钱,他们也有勇气花新的钱。而派发懒人福利、修建低效公共设施的方式爆杠杆,就会陷入死局。当然最坏的是,重税重费拿走企业利润和资本,变成官府的存银,那…大明王朝你好。

同样也能明白,为什么美方代表反感贸易赤字,天天喊着减小逆差,对持有美债的外国政府各种找茬。因为给美国企业下1亿美元的订单,和拿1亿美元存他们银行或者国债,引起的后果可是天差地别。最稀缺的是赚钱机会,企业多接订单了,银行算法能追着他们放贷自动生成新钱,不缺你那笔。

是不是有点错愕?敢情我们勒紧的自己国民的消费和企业投资,积累成外储借给美国人,竟然是冲突起因之一?

是的,新增外储持续从订单-企业-工薪的循环池子,人为的把钱抽到了另一个债务池子里,这属于给全球化体系挖大坑。如果外储全都转化成订单,那蓝领们也会非常滋润。似乎没多少主流重磅学者提到这一点,倒是和里根当年改革时的反应相似。那时天量资本和商品流入美国(贸易赤字)、资源开始从政府转移给企业家去配置(减税引发的财政赤字),正是重新崛起的时候,当时学者们反倒集体哀嚎帝国要日落了,因为他们的理论框架来自于金本位时代。

再换个理解起点:财富到底是怎么生长的?

这里财富除了钱(货币)以外,包括债券、股权、房产、土地、矿藏等可长期持有的资产,但排除水果蔬菜粮食香烟铝箔焦炭等原材料类和消耗类商品。

财富可以视为别人对资产的出价,而最影响出价意愿的因素有:

一是资产未来收益权处置权是否安全。

如果秩序动荡,或者发生恶性通胀,或者官员能任意征税、朝令夕改,那么财富自然就难以生长,投资、生产和贸易也会停滞。英格兰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那四百年的争吵砍杀,给世界带来一个几千年未有的全新架构,现代科技和财富得以爆炸性增长。日韩台在二战后也得益于此,而苏东和南美等曾动荡上两三年的,通常得一代人才能爬起来。

二是资产的流通性是否足够好。

比如农地、公产房、宅基地等如果禁止流通抵押,股票难以上市,依据身份比如城市或农村或者海外居民而禁止交易,或者干脆国有、集体所有,那么显然其价值会大打折扣。

资产流通性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资产的边际定价原理”,就是极少量的成交,也决定总量的市价。

几亿股的股票也是如此,每天成交的那一点点,也决定了没交易的那些的价格。推论是:稍微新增一些流量,比如外资来设厂并增雇了2%的就业,国外养老金来买了2%的股票,那即使他们赚到的同时,其余的98%也跟着增值不少。减税几个点对于投资和工薪增长也会有类似效果。

其实工薪的增长也近似于边际拉动,连续十几年企业争相雇人,司机保安们即使没跳槽、生产率也没提高,收入也会上涨好几倍,日韩台都曾经历过这阶段。高增长期企业为了挣钱而年年多雇些人,那所有人的收入就年年上调了,这些新收入用来买买买,企业家又能赚到钱了。有些蠢人说资本多了、可以分点给劳动者,那可真是毒药。

具备良好流通性的资产构成了财富池子,其实不等同于货币池子。开发商买了块玉米地盖房,地主拿到钱当天买了辆奔驰,钱呆了几小时就去了车厂又流去别处,但市场上新增了这块土地的财富,所谓钱走价留。越多的资产品类可以流通,储蓄的重要性就越低。而那些基于旧理论说美国人储蓄不足、缺乏后劲的,可以不理会的,因为后劲不在储蓄,而在于资产流动性、投资收益率、未来纳税人和贷款人的增量等。

顺便基于这个原理做一道应用题。

假定1.6亿亩宅基地每亩指标10万元,15亿亩基本农田每亩价值3000元,总计20万亿,平均25年流转一次,进城结婚大病高考的影响是否能缓解90%?

这20万亿的资产大部分都在农民手里,都是属于农民们的财富(根据边际定价,开发商只买了一点土地,剩下的大量土地都大幅升值了)

这个财富池子,能代替多少万亿的农村社保,如果从企业和工薪征税的方式积累这几万亿农村社保的话,根据前面1.1的推论,又会压抑多少万亿新钱的诞生?

何况这还没计算把宅基地开发成1.6亿栋独立大宅和贷款、物业税,所带动的建材家电汽车等就业、税收,以及幸福感,财富感和生育率这些都是因为一张不准土地交易的脑残政策而未能浮现的增长机会,也是重塑中国未来货币和财富面貌的根基。

唐迁

有一个农民,靠种地,靠粮食收购保护价和各种补贴勉强打点粮食过日子。然后突然粮食收购政策变了。补贴也向种植大户倾斜了。于是开始种地亏本。种地亏本生活开支照样在那摆着,把土地流转出去多少还能拿点钱。

可是拿了这钱还不够用度,待在村里又没事做,就只有进城打工。恰好又出政策,孩子可以随父母就近在农民工子女一类的学校上学(寄宿制)。于是打了几年工,孩子也不愿意回村里。这时恰好又有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允许土地流转,开发商买地了,补的钱加上存的,勉勉强强可以够城里小房子的首付。于是想着孩子将来可以不做农民,也就买了宅基地,拿钱交了首付,买了城里的房子。从此,和孩子去城市里生活。

有一个给房地产平整土地的土方包工头,手下有十几台挖机推土机。房地产的生意不好做,经人介绍,国家主导农地平整PPP模式。将农民流转出来的土地注入合作社,银行给贷款,政府给启动资金,平整完了之后可以作为复垦指标卖给城里的开放商,同时通过长期租让合同抵押给银行,将经营权让给种植大户,置换一下获得尾款。这个政策反正就搭点时间,还是有赚头的。于是包工头一干三五年,平整了许多土地,做了很多水利设施。这时候村子里的农民基本都进城了,宅基地退出很多。退出的宅基地在宜耕地区的,还是做了土地置换,换到城镇附近变成住宅用地。不宜耕的也平整了租给城里人做乡间别墅用地。这么倒了几轮,包工头有钱了,于是不断开始囤地做地主。城里卖不出去的毛坯房,也顺利脱手给了进城的村民。

两个故事,一个剧本。

中国国情中的农民是否进城,也取决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是否能在当地获得等同教育权利的。假如子女能够同步进城,那么在城镇安家的愿望就会相当强烈。且一旦子女从小在城镇受教育,那么回到农村的概率就很小,从而宅基地完全退出只是时间问题。

当农民流转出土地经营权,并在城市城镇就业后,会出现农村宅基地闲置。这时候有偿推出宅基地模式登场。将农民自愿推出的宜耕区域宅基地复垦,然后转化为地票。地票进入交易所卖给城市周边土地使用者(例如开发商),开发商拿着地票再去征地。

农村的人带着行李包袱进城了,然后村里的房子变成了耕地。而城市周边的耕地则变成了房子,安置了这些从农村进城的人。然后所有的耕地都从很多小人在插秧的传统耕种模式变成了机械耕种。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

美式财富机制的两条粗壮的无形隐线

首先是自由度最高的土地制度,

几乎所有的农地林地都可以自由交易、抵押贷款;只需通过当地社区规划许可、缴纳配套费和物业税,外国人也可以修建企业总部、私人庄园、和独栋大宅(约占住宅总量的六七成,生育率与三十多岁才有套小房子还得加班还贷的自然没法比),而且可以获得信贷支持。

另一条是资本市场的高度自由,

大大小小的银行盯着每一笔能用来还款的收入和能够流通的抵押物,开发各种信贷产品;全球企业家和投资者几乎任意进出纽交所、纳斯达克和OTCBB,股票上市、兼并重组、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政策门槛方面最低,使得总市值约GDP的200%,比日韩台的比例高约一倍。(中国A股市值扣除国资外,民间持股对应的GDP比例好像20%?大约差10倍吧)

在这两条主线加持支撑下,“养人”才是美国最重要的产业,财富机制抛弃金银以后,人,才是货币与财富的根基和源泉。

农牧业制造业的GDP和就业只占20%左右,其余80%的GDP和就业,其实都在是养人:房产、教育、医疗、餐饮、旅游、娱乐等等。有了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生育率(约1.9),还能控制无法工作还贷人口的比例,再加上特殊官制,不时出来一位总统换掉几千个官员废掉一大堆管制干预扭曲,那美国就永远是资本和创新涌现的世界中心,其他经济体的资本、富豪、精英的移民目的地(全都体现为“逆差”),而那些做不到这些的,就或多或少的需要依赖美国的发动机拖着才能增长,或者变革。

这差不多能揭开一个百年之谜:

世界各国基于农业认知传统或者基于金银时代零和观念的人,几乎都无法理解美式财富的密码,甚至愤怒和仇恨,这么闲还这么有钱,而我们累死累活也穷的像狗。零和观念就很容易联想,美国多了别人一定少了,那一定是剥削、霸权、铸币税、寅吃卯粮、罪恶不可能持久、终有一天会完。可真当美国不“剥削”他们了,又会奇惨无比,因为他们自己又搞不出或者不肯搞这种机制,把别人要求搞这套的建议当作来骗钱的阴谋诡计,那就只配回到封建时代去啃窝头咯,炖一只鸡就全家幸福半天了。

东亚模式成功的根本原因:美国开放国内市场

东亚模式的描述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

4、“东亚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诸多观点,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亚模式”必然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说法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还在于权威政府。因为,短期内完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调动生产资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

然而当今官僚腐败、政府失能、官商勾结、贪污舞弊是全球普遍现象,怎能相信政府是理性的呢?已故的美国前总统里根不是早就告诫世人“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了吗?

真正的重点

真正的重点就是四个: 出口为导向,民企模仿西方企业管理,发展市场经济,鼓励优胜劣汰。

日本,韩国,中国,都是如此。

美国给日本提供了安全的国际环境,并向后者完全开放市场,日本得以扩大出口,同时进口所需要的原材料,经济快速增长。过去十五年的中国经济轨迹和逻辑,同60年前的日本相差无几,不同的地方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中国学习的速度更快;中国因为人口因素,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

这种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赶超模式,除了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同时使得经济增长对外贸产生依赖,产业链/产业结构固化,“结构调整”成为老生常谈,原本是优势的模式,现在正在成为麻烦;贫富差距,使得转型/内需拉动增长,就如同让每个准新娘都买上克拉钻一样,只能是广告。2008年全球危机至今,中国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出口的新增长动力。

中国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加入WTO后向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出口的结果,房地产和汽车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是以外贸的繁荣为前提。这期间,政府和社会动员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远大于技术因素。

管涛:2018年前10个月,中国对美累计贸易顺差2581亿美元,同比增长15.8%;中国累计贸易总顺差2542亿美元,同比下降22.3%。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相当于全国贸易总顺差的101.6%,

可以说,中国开放就是对美开放。

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在改革初期是创汇,解决国内建设资金不足;

市场经济之后,转变为消化国内产能、解决就业、提高现金收入、支持国内消费。国内居民因为出口(直接或间接)带来的收入,带动住房和汽车消费市场发展。

外贸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一半以上的进口(典型如铁矿石)是为出口做准备(即“两头在外”的模式),而不会冲击国内的产能和产业(美国的进口多以最终消费为主,因此竞争部门会受到明显冲击),甚至提高产能和就业。

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远高于依据顺差计算出的GDP贡献率。否则,在外贸出现逆差或者顺差同比下降对GDP增长产生负效应时,终止外贸业务将更利于GDP的增长指标。

中国外贸的未来,不仅决定中国GDP的增长,更是关乎世界经济是否再平衡、世界金融市场是否稳定的关键。

美国利用资金和市场,拉动西德、日本等经济体复兴,后者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积累的美元储备,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库存兑换极限,这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中国加入WTO之后,没有美元信用的扩张和美国消费者的透支,就没有中国飞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和庞大的外汇(美元)储备,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石。

目前,美国不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却是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终极市场。没有美国市场需求,全球贸易将大幅萎缩,中国的外贸总量腰斩也不是不可能

这种情况下,结算、储备选择主权货币美元,是中国这些经济体的主动行为,超主权货币很难有作为。如果世界各国坚定地回归自给自足,不需要美国市场,那美元的价值和地位必将大打折扣。只是,此时任何超主权货币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因为各经济体不再有外部逆差问题、也没有美元超级特权的问题了。

给东亚模式烧个纸

理解了美式的结构性机制,再来对照日韩台的金融、官制和地制,会发现普遍金融开放较晚而且相对落后,官僚对社会干预扭曲太重,最致命的是土地制度直到现在都不及格(地制变迁这里略)。

作为货币和财富最重要的承载根基,如果大部分土地的流通受限,自然使得人均财富大打折扣,导致民众普遍贫穷,生活成本高昂(复杂传导机制略)。

企业和居民没法对付官制和地制,倒是可以产业升级,竞争中的胜者一路打遍天下,但那几个明星企业对全民收入帮助实在有限。

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后期很难缩小,而这还是资本规则多次被迫改革以后的,而且更高智商的国民付出了更多工作小时、更少生育、更多补习班等代价,或者说让最大产业“养人”走向坍塌。

日韩台的生育率目前在1.1~1.4,而在美国的日裔韩裔华裔的生育率大约1.6,与白人城市中产的1.7非常接近,所以低生育率不像是文化原因,而是土地制度导致的住房价格高面积小、教育竞争太狠等因素。大量的日韩中的富豪们宁可带着资产和孩子移民。

东亚国家基本全都变成一个向美国输出资本和富豪精英的斗兽场。

可以预计,每代人减少30%~45%,那么二三十年后日韩台的许多资产,将因为少人问津而价格急剧下跌,新的贷款冲动剧减,养老又压垮就业和分工,而时光无法倒流,继续下去,那么都注定会在世界经济版图(或者说民族格局)中萎缩到无足轻重的状态,其实现在就可以准备烧纸了。

我准备的悼词大概是:

东亚模式其实只是部分的市场化,偏重贸易层面而忽视了资本自由。里根之前的成功,主要是当时其他国家更蠢。当时中国印度南美非洲等的主流观念是独立自主,谁要提出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一句你是不是想回到殖民地受剥削,就排挤掉了。而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离开美军保护连命都没有了,就没那个犯蠢的底气。

当苏东解体、更多后进国家开始市场化改革后,日韩台没能强行尽快推进资本市场尤其土地自由的改革,之后就不再是奇迹,漫长的挣扎塌陷悲剧开始了。

悲剧源于改革阻力太大,日本内阁1986年4月发布了《前川报告》,1993年又发布了《平岩报告》,但国民认知和政治结构等因素导致严重的迟滞,所谓的渐进式改革成了抗拒改革的盾牌。

注:这里没有批评钱颖一和许成钢教授关于渐进式改革的闪光分析的意思。但渐进式改革无疑被神话了,比起苏东的改革,中国真正的不同在于以很高代价维持了政治秩序和货币秩序。

从1984年城市改革开始走走停停了15年,期间流行的是中国崩溃论,而腾飞其实起始于1998年十余个经济部委被砍、房地产市场化和次年中美达成入世谅解,加上国企关闭,那可是全拜激进改革之所赐,制度红利足足吃了十年。

然而经济腾飞、制度回滚,后来搞起国资委、宏观调控、耕地红线什么的,WTO承诺也放一边凉快去了。

再换届时才又出现“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和2013年深改60条。

东亚模式导致的人口危机

大家都说日本人口危机,但是实际上韩国的人口危机远比日本更甚,中国的危机则是后来居上。 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曾在2006年撰文,将韩国列为头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2014年,韩国新生儿数为43.54万名,2016年,新生儿数减少到42万名,2017年又降至35.77万名。这个数字已经十分危险,不但首次跌破40万,而且跌速有呈加速度的趋势。

目前韩国总人口是5146万,一年出生人口占比0.7%

日本总人口1.268亿,出生100万,一年出生人口占比0.788%

中国总人口14亿,出生1700万,一年出生人口占比1.21%

2023年中国总人口14亿,预计出生1000万,一年人口出生占比0.714%

据韩国专家预测,韩国社会的妇女育龄期平均生育孩子个数将跌至0.9。

全球经济失衡与东亚模式的经济摩擦

为什么推行东亚模式的国家,都会和美国发生经济摩擦?

日美贸易摩擦从50年代的行业摩擦,到80年代的货币摩擦(于杰翻译的《时运变迁》和《管理美元》分别提供了历史纵切和横切的最佳纪录),到经济体制摩擦,持续了近半个世纪。难产的根源在于东亚官僚社会与美式自由经济的背后的制度文化的差异,并非几次谈判和协议就能解决。

日本官僚体系长期勒住一亿多优质工蚁一起挤小房子开小车,没能诞生足够多的高收入中产和富豪、别墅大宅庄园,则内需始终会有缺口,需要依赖外部经济体背负债务、让出就业机会,那摩擦就怎么都解决不了。

对美式赤字的指责,反映了主流宏观经济学框架的局限,没有强调公共资产需要与公共债务对应。里根经济学的减税造成的巨大赤字,其实无意中走向了恰当配比。而日本当时对赤字过于反感,没意识到依靠重税重费和挤压消费而非赤字和公债来实施长期公共基建是一种自戕行为,借给美国再维系自己的出口部门就更是如此,暴露出政府在产权流动、管制放松、金融深化等领域的进步速度远低于产业界的进步速度。1983年前后里甘财长面对德日要求缩减赤字的压力时大喊:可是只有美国在增长,德日就只能闭嘴,毕竟美国真紧缩的话,他们只会更惨。

日本泡沫最关键的成因,一是85年起没有实质性减税和赤字,而是靠着放水和压低利率维持增长。二是新开工房产数量在1988年后没有增长(是不是想到了中国自然资源部的耕地红线、基本农田围城、严格限制特大城市扩张等政策)。

1986年日美建立了结构性对话工作组(SED),包括SII中的大部分议题,但没有施压执行,错过最佳纠错时机。

当时中曾根首相发布的《前川报告》的主旨也是扩大开放、改善住房和内需等结构性改革内容。(这份报告让人想起现任刘副总理也曾在五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力推过383中国经济改革方案)然而大藏省、通产省、国土厅等官僚们无法放权,反而持续“调教”首相和内阁。这也很好理解,不能在不改变官僚们的KPI和权限时,反复要求他们拔一毛而利天下,更不能指望拔同袍的毛而利天下,那太反人性了。

日本如果重新来过,哪些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经济摩擦和日本衰落的阻碍,不去除的话还是会撞墙?

1)财政赤字的观念需要修正。

长期公共资产最不应该使用当期税收来支付。公路、铁路、码头,市政设施包括道路、学校和医院大楼,不能由民营公司运营的话,就应当尽可能使用地方债,其次国债。税收是最坏的基建融资方式,因为夺取的是企业利润、投资和雇佣意愿,还有工薪收入。

2)贸易赤字的观念需要修正。

在增长潜力高时,应尽量吸引外部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像拉美那种大举外债发展国企而非允许直接投资,倒是作死,因为国企基本不产生效益也不会还债的,早晚出事);别人增长潜力高时,要设法过去投资。这对双方是双赢。而资本流入(资本顺差)等接近同于商品流入(贸易逆差)。日本早期曾规定“外商投资利润不得汇回”,结果整个50年代利用外资不到8亿美元,靠国民胼手胝足的积累。

3)储蓄-投资的观念需要修正。

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尽可能保证最大规模上的低投资风险、低行业管制、高投资收益率,正确做法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司法,统一流转税、所得税和社保,削减税费,和各种行业对内对外的准入限制,以此鼓励内部外部投资;指引各地方政府提供均等的教育和医疗防疫服务,协调地方之间的公路铁路电网、防洪排污等合作,让更多地区和人口卷入统一市场。至于外储,那要视为政策失败的证据,而非财富。

4)对产业政策的观念需要修正。

日本应当意识到,它早期的增长应当归功于经济私有和对美开放,而非产业政策。与印度、印尼、拉美等前殖民地,还有计划经济的苏东地区想比,日本的特点就是对外更加开放,经济私有比例更高,产业政策更加温和,所以导致的伤害更小而已。

5)要极端重视地权的自由流动。

因为地权相关的规制牵扯太多人利益,错过窗口期容易造成永久锁定。日方在首轮SII时承诺,到1995年时户均住宅占地面积达到95平米,但实际调整缓慢而困难,国土厅、农林水产省、自民党的票仓农民和农会,利益交错。而土地管制是日本贸易摩擦、经济泡沫、长期衰退、生育率过低的最核心原因,不除掉的话,其他都不治本。

除跨城交通、流域防洪和环保外,不能对地方的自主规划权有任何限制,中央规制权不到个人和地块。大公司和富豪可以轻松谈判买地建设工厂、总部、别墅、庄园,而非过多的拥挤在大城市写字楼里、出海建厂、带着亿万财富移民,同时万千个体只能被迫务农,或者不论穷富挤在统一的小格子里:那必然导致财富和内需的总量不足。

6)要重视股权的流动,发挥存优淘劣的功能。

主银行、财团连结、垂直提携、终生雇佣等习惯,属于短期鸡血,长期不如“投资收益率引导流动”的方式。创业一代退休后,日本大多数公司沦为内部控制,效率不彰也难以快速优胜劣汰,新机会来临(比如IT)也难以快速集中资源(松下索尼东芝日立三洋夏普NEC富士通等还有各自的低效部门没法裁员合并),给基金和小股东分红几乎为零,严重抑制内需,而且导致养老金增值无望,只能输出资本到海外寻求回报,本国的创新和增长失去动力无法突破天花板。

美方如果从头来过,内部需要先形成哪些大概共识,否则多半还是鸡同鸭讲?

1)要意识到非英语民族向完全现代经济转型的难度。

人类文明几千年后,现代经济体系的要件才在英国一岛发育搭配完整,而且从1215年大宪章到1688年光荣革命,前后磨砺400多年之久。之后在世界的扩散也并不顺畅,英语民族的炮舰所不到之处,几乎从未自发演化出充分的产权、市场、财富、资本和自由。

以法国为例,历经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德国对英美发生两次致命战争;俄国至今尚未转轨完成。或者说,除英美澳新加等英语民族以外,现在转轨完成的西欧、日本、韩台新、以色列,大多是二战后美国占领下,或者面临强敌在美国庇护下不得不逐步转型的。从这种视角看,拉美也并非陷阱,更像是非英语民族自发演化的天花板和上限:基督教和欧洲文明的后裔,未经大战威胁和美国的长期强力干预。

这些非英语国家大多从军政、技术和商业开始模仿,并嵌入本土资源和精英结构开始成长。但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嵌入的不兼容的部分难以自我革除,继续发展又总会发生或多或少的摩擦。

具有这种视角之后,就既没那么容易期望过高,也不会操之过急,也更容易有持续性和前瞻性。

2)需要理解东亚官僚社会,优先从经济相关部委的官僚机构改革入手。

美国从1950年代的纺织品贸易摩擦开始,到1997年还在和日本谈判无线电钻的合法化(便利美国板材和建筑承包商进入日本市场),而不是及早要求裁撤通产省改为商务部(通产省身负促进本国产业之责,怎么可能不保护、不阻拦),反而和通产省磨了几十年。这应当视为一种耻辱。

理想路径是在50年代要求拆解通产省更换为商务部,60年代要求农林水产省降格缩权(已成为工业国),70年代禁止国土厅独立更不允许其夺取地方自主规划权,和拆分大藏省对日本央行的管辖权,80年代要求资本市场、金融和货币的彻底自由化。同时规定税率空间、赤字空间、工业和住宅用地审批层级等硬性指标,这样才能避免长期冲突和摩擦,而不是现在这样,得到了一个平庸沉落萎靡的日本,更糟的是还带坏了整个东亚,个个都是外储多、房价高、生育率低、未来暗淡。

可惜美方在前期仅仅是敲打出口,目标是应付一下国内选民情绪和国会压力,而不是全力促进日本转型。到里根时开始施压,首届放任、第二届盯住汇率升值,到老布什政府时要求全面改革《结构性障碍协议》,到克林顿首届《日美综合经济协议》、第二届时《日美规制缓和协议》,每四年换一批人、换一批主张和要求。这完全不得法,既未深度诊断,也药不对症,用全面惩罚性关税等威胁施加压力,就像是用棍棒或者泼开水的方式,而非精确大脑手术和给药来治疗多动症。

然而看了中日美一些智库的回顾和讨论,感觉大多缺少新宏观传导、结构性嵌锁和组织行为学等视角的突破。也许,这就是历史吧,既很难吸取教训,也很难指望有什么奇迹,继续磨吧。

Copyright 版权所有 ©某某实业有限公司 power by LTD.com
技术支持 认证官微 举报反馈
官微互链: 鲁科泰网络通信 | 菡众空调设备 | 致远玻璃纤维制品 | 大明通讯设备 | 灏航国际货运代理 | 展通装饰工程 | 美程至信国际劳务合作 | 羽凌贸易 | 闽隆不锈钢铝业物资商行 | 鲁梅卡管道 | 中捷彩钢制品 | 豪尔电子 | 煌亚灯饰 | 机械设备